今天朋友发来一份网上看到的判决书，简单讲就是一个HIV携带者提供收费的性服务，被抓了，虽然他采取了安全的性行为，但法院判决他“传播性病罪”被关了六个月。我觉得这个判决的逻辑存在一些争议。
一：HIV和梅毒的传播途径跟乙肝是一模一样的，按照这个判决的逻辑，那么，一个乙肝携带者提供有偿性服务，算不算“传播性病罪”呢？我没有查到对乙肝携带者有这样的规定。如有区别对待，立法者是存在对“性病”的羞耻化惩罚吗？
二：性病携带者有没有性权力？如果有的话，那么，当TA跟别人发生非收费的性行为时，比如“约炮”，“约会”，“找固定的伴侣”，TA同时采取了安全性行为，并没有“传播性病”的可能，也不存在故意，感染者的性权力理应得到保障的。如果不收费可以，收费就变成了“传播性疾病”，很显然，这个逻辑就是存在问题的，个人认为，本案的判决应当比照“卖淫嫖娼”相关的法律。
三：本案的被告在提供性服务时采取了安全措施，完全不存在“故意”。其次，防止性病传播，做好自身保护，是每个人都有责任，你不能跟别人发生性行为时，等待别人来保护你，这相当于，你把保护自己的责任让渡出去了。防艾工作中需要强调的很重要的理念和价值观，就是承担保护自己的责任。无论别人是否有性病，做好自身保护，并承担风险，都应当是成年人与TA人发生性行为时，应当考虑到的。可参见本人几年前写的文章：“约炮”，你的健康谁负责？
四：在防艾的教育中，国际上防艾都在讲U=U，如果一个感染者，坚持用药，并且病毒载量低于一定的数值，检测不出来，是不具有传染性的，这已是科学常识。法官和律师以及立法者，都应当学习了解，更新知识。原法律条文已经滞后于对HIV的防治进展了。如果本案中的被告坚持用药，且病毒量处于安全范围，这个判决中的“传播性病罪”，也就无从谈起了。
五：另外，多年的防艾教育一直强调，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否感染，对防艾有好处，因为知道后，会有更高比例的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而当前这个“故意传播性病罪”，是以你是否知道你自己感染了来判的。知道了，就会被判刑，不知道的，就不会被判。这和多年的防艾教育的观点完全是冲突的啊？那些不知道的，采取不安全性行为的比例可能更高，风险也更高才对啊？现在是知道的犯罪风险更大。逻辑很奇特了。
六：写文章时，我采访了沈阳爱之援助的负责人马铁成老师，他说，这个判决，还会带来潜在的社会问题，嫖客可能以此为由，去敲诈提供性服务的感染者或其它性病携带者。
七：这样的判决应当引入专家证人，但是专家证人，也没有办法说，用安全套，就一定百分之百不会传播性病，在科学这个问题上，谁敢轻易说百分之百呢？我今天晚上吃饭，会不会噎着，都不一定。而不能说百分之百，法院又要视为有风险，成了无解的循环。
八：从人性自私的角度考量，期待性病感染者在跟别人发生性行为前告知真实状态，对人的道德要求太高，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特别是社会环境对感染者还充满偏见和歧视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几乎不切实际。而要求性病携带者做好安全保护，更具可操作性。比如，明知道自己感染了性病，还不采用安全措施的，作为判案依据，要更合情合理。
九：本身性病就存在严重的污名化，这样的判例，缺少公众的理解和同情。可能很多人还会拍手叫好，以为是保护了自己，处罚了少数人。但法律应当是理性的，而不是情绪的宣泄。更不应当存在双标，逻辑互斥。
希望有更多的法律界专业人士关注并讨论这个议题。
来源公众号: 阿强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