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大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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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大医院里，时常会出现操着普通话与粤语的使用者面对面交流的情况，不同口音的两个人彼此间鸡同鸭讲似乎并不影响交流，这似乎和小文没有太多关系，因为他听不到这些。
关于自己儿时的那段回忆，小文只保留了零零散散的片段，事情的原点在他八岁的一个早晨，刚起床他就觉察到的异样，猝然间失去了全部音感，四处张望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片寂静的沙海。他靠着小时候咿咿呀呀学会的粤语，艰难地向大人表述自己听不到声音了。再三确认以后，家人带他去了市里的医院，医生摇摇头：这个病我们查不出来，得去更大的医院。
少不经事的小文随着大人从粤西的农村奔赴省城。奶奶很迷信，专门烧了高香，默默念着老天眷顾孙辈里唯一一个男丁。但很快希望告空：目前耳聋无法得到治愈。
小文记不起当时自己是否有过担心或疑虑，“可能年纪太小了吧，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异样。”家人忙上忙下，花了六位数弄了个进口的助听器，对小文的家而言，这可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从那时起，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的耳朵挂上像耳机一样的塑料零件，声音经过电讯号加工放大再通过震动传导至颅骨里，大脑总算是得到一些细碎的音感。
就像任何显得陌生的事物一样，一开始还有好奇的同学来问，时间长了，小文也懒得解答。至此现实世界与小文就维持着一段小心翼翼的距离。“不想听别人说话的时候，脑子就自动忽略掉了。”
助听器不是万能的，它需要使用者保持对声音的专注，喇叭里传出来的报站音与车辆引擎持续不断地轰鸣以及乘客的唠叨声堆叠在拥挤的公交车里，小文已经记不清自己因为分心而坐过多少站，但他也不恼，下车等一等再坐回来就是。如果不上课，他会把时间用来打羽毛球，球场上即便没有助听器，也丝毫不会影响：“那种时候只需要专心看就好。”
与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平权运动不同，中国的LGBT社群近十年才开始发声，而刻板印象又充斥其中，比如只有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并且富有的个体才能走到同性恋社群的台前来，中国LGBT社群的主导者把老年人、农村居民和残疾人遗忘在了看不见的幕后。
尽管在中国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统计到底有多少残障的LGBT人士，但是根据中国残联公布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末，中国残疾人总数在8300万字左右，并且这一数字在不断增加。按照此估算，残障LGBT人士不会低于400万人。
生理上的异样很容易觉察到，但心理上就不那么容易了。
转眼小文十四岁了，也从粤西的乡下到了市里的中学，在一个燥热的午后，小文和他的室友，年纪和他差不多的男孩子，两个人躺在寝室的床上，对着手机。然而小文的注意力并没有在屏幕上，好像在那一刻，自己被对方的气息所牢牢的笼罩。小文说他们是生活中的好朋友，那个男生经常照顾自己，这样的友谊维持至今。但因为偶然而孕育的种子却由此埋下，在而后的六年光阴里，不断孕育，缓缓生根，好像要在耳朵里发芽。
进入新世纪以后，教育部、中国残联联合印发《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为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必要支持条件和合理便利。规定明确，教育考试机构应在保证考试安全和考场秩序的前提下，根据残疾考生的残疾情况和需要以及各地实际，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如：为视力残疾考生提供现行盲文试卷、大字号试卷（含大字号答题卡）或普通试卷，为听力残疾考生免除外语听力考试，适当延长考试时间，允许行动不便的残疾考生使用轮椅、助行器等。
小文参加了高考。到他就读大一的时候，第一次，他被男生表白了。这下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少数，何缘六年前自己盯着好朋友看了许久。
他把即将恋爱的事情告诉自己的好朋友。那种相伴了十几年的好朋友。不多，只有几个，他说：“如果不是他们，自己一定会很孤独。”在被男生表白以后，他的世界里传来了远方的回响。
拍摄 | 小文
他的男朋友在广州上学，租住在一处小小的公寓里，他偶尔从广州坐高铁去看小文，三个多小时的路程不算短。放假的时候小文也会去广州，一待就是小半个月。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的穿梭。但是在家里，小文依然有放心不下的事情。看病的开销是很大的，自从他的耳朵听不见声音之后，为了赚取更多的收入，父亲远赴北方开始做生意。
很快的，父亲在外面有了外遇。母亲得知以后性情大变，经常和家人吵架，“和奶奶吵啊，和父亲吵”。尽管生活上有了一些改变，比以前物质上丰富了不少，但他又多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知道父亲出轨之后，小文和父亲的关系变得很淡。爷爷说他把房产留给自己唯一的孙子，然垂涎的人不止一个。
纷繁的世界之下，爱情给了他轻轻的抚慰。小文说见面当初他就告诉对方，他的耳朵离开助听器就会变成一个聋子，“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好像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2018年的最后一天，伴着维多利亚港的夜色，他们在黑暗中亲吻彼此。
习惯，是能感觉出来的。
小文会习惯性地抱着他，在他洗碗的时候，偶尔撒一下娇，累了，他也会躺在小文的腿上，把一切烦恼都镇止于南国酷热的夜晚。随着相处时间的变长，两个人，渐渐不再依赖言语上的交流，“我听不到爱情，但是我感受得到。”这些事情变成了空气里的东西。
小文仅仅是少数幸运的个案，比如22岁的陈锐生在广州，在2015年他向父母出柜。和大多数父母的表现一样，陈锐的父母也担心起他年老后的生活，谁知一年后，陈锐就因车祸伤了脊椎，最终致使双腿瘫痪。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性少数群体可见度变得越来越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社群组织开始为其自身权利发声之故。另一方面，残障群体也开始大声疾呼以破除社会对于他们的刻板映象，借此寻求更多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然而同时站在这两个身份交叉点上的陈锐却形容自己：像个局外人。
我问小文，在听力障碍和性身份，这两个少数的标签同时出现在自己身上时，会有什么样的障碍？他说听力方面会有点障碍，这只是生活上的，但是爱情就没那么麻烦，两个人简简单单就好。他希望未来的生活就是，天冷了，两个人能在家里吃火锅。
我又问他：“如果你遇到心急的事情。比如对方让你生气了。该怎么办？”
“我会直接说他啊。”
“不会有什么困难吗？”
他笑了笑：“广东人普遍的普通话不会太好吧。”
参考资料：
China’s Gay and Disabled Face DoubleDiscrimination——SIXTH TONE
来源公众号: GS乐点
